语文版高中新课标语文教材（必修）介绍

新课文解读（二）

不会变形的金刚

这一篇和上面一篇，有许多不一样，但作为小说，却在非常重要的一点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孩子的精神成长过程中和母亲发生的矛盾，集中在一个道具“变形金刚”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把孩子漫长的、不可见的成长过程集中起来，使之变得可感的通用办法。

“成长如蜕”的题旨，说起来轻松，实际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词语的本来意义来看，蜕变，就是脱去原来的皮壳，换一层新皮壳，如蚕、如蛇、如蝉，肯定是有痛苦的，甚至是有危机的。

阅读本文，还有一点不可忽略，这就是，本来表现的是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但却不像前面一篇那样直接用孩子自己的感觉来写，而是通过母亲的感觉来写。这是为什么呢？这种第一人称的写法，在这里，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小说的情节用“还原”的办法来分析。

小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孩子在商店希望得到一个玩具变形金刚。意识到母亲的经济力量不足，就表示对之并不感到兴趣。但妈妈舍弃了为自己买绿色毛线，为儿子买了变形金刚。

第二件，孩子把变形金刚和同学交换来玩。同学小胖把他的变形金刚弄环了，他原谅了小胖。

第三件，他把另一个同学的更为昂贵的玩具弄坏，人家让赔，险遭父亲的巴掌（被母亲挡住了）。

第四件，儿子理解母亲心爱绿色毛线，向小胖索赔，为母亲买了绿色毛线，引起母亲极大的震惊，动手打了他。

如果正面用孩子的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应该是平淡的。但是作家从母亲的眼睛来表现这几件小事，就显出了强烈的戏剧性。这是因为，每一件在儿子心目中很平常的事，在母亲心目中，都很不平常。例如，儿子明明心爱变形金刚，却故意说，自己对变形金刚不感兴趣。儿子的话说得平平淡淡，但是，母亲却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迷恋。平淡和迷恋形成的反差就有了一点潜在的戏剧性。当然这种冲突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一方面是儿子极力隐瞒，一方面是母亲洞若观火。当然这种戏剧性，不是外部的动作，而是内在心理的动作。

可贵的是，这样的内心的动作只是一个起点，接下去，还发生了一系列的衍生性的连续性动作：母亲“真不知道怎样感谢儿子的懂事”，“诅咒”那些制造变形金刚的商家，亲了儿子的额头，感到他的汗是微咸的。但是，儿子的脚却焊在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变形金刚。母亲与儿子“对峙”。母亲的心软了下来。母亲努力作出打消自己买帽子的盘算，自我安慰。儿子像向遗体告别似的，离开柜台。母亲想到儿子是品学兼优的，体悟到孩子清清澄澄的灵魂，自责“太自私”，终于为儿子买了变形金刚。看到儿子玩变形金刚的着迷，她为自己“决策英明果断”而自豪。

应该承认，这样的内心动作，都是无声的，不可见，都是儿子用第一人称所不能表现的。在一般人心灵中，也许有过类似的体验，但，由于那是瞬息即逝的，因而是很容易忽略的，但，作家却把这一切用强化的、夸张的手法，以强调性的语言，表现了出来。把一件本来是很小的事变成一件内心的大事。正是因为这样，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微妙的曲折中充满一种内心的动作性。外部动作是很少的，这种动作构成的戏剧性，是一种心理的戏剧性。这种特点贯彻全文的始终。如果不是用这样夸张的内心动作，光是变形金刚的小事情，是很难显现出生命成长的危机与压力的。

接下去的事情是发现儿子有了一个新的变形金刚。母亲的心理变化层次如下：

严厉地追问——对孩子说谎和盗窃有恐惧——得到正常的回答——感到内疚——决心改正——暗暗称赞乖孩子。

第三件事，孩子的变形金刚被同学小胖弄坏了。母亲以忧虑的情绪看着儿子的反应：

看着儿子如受伤的鸽子——让儿子自己决定——听到儿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希望儿子内心把宽容看得比心爱的玩具更珍贵——相信自己平时对儿子的教育效果——欣慰地听到儿子说“没关系”。又一次吻儿子的额头，感到他的汗咸而微甜。

孩子这些本来平淡的反应，就是因为母亲的紧张的期待和担忧，变得充满着内心的变动，富有内在的戏剧性。

第四件事，是儿子弄坏了别人的更加昂贵的变形金刚。母亲的反应是：

儿子平静地出去向人家道歉——母亲的心像被钓住后亟待挣脱的鱼——期待对方的宽容，如儿子宽容小胖一样——儿子归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流过眼泪了，人家要赔。——儿子提出，让小胖赔偿，——母亲反对。儿子问为什么？——对不起是一种礼貌——不是能用金钱来计算的。

接着母亲对儿子讲起道理来，当自己宽容了别人，可他人并不宽容自己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宽容别人。儿子并不太服。

到这里为止，可以说，是小说的一个思想关键，冲突只有两条心理线索，就是母亲和儿子，本来已经够强烈的了。但是作家似乎觉得光有这样两条线索戏剧性还不够丰富，又加进来一条线索，父亲的线索。这个线索加入，显然为小说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戏剧性。父亲回来以后，母亲和孩子心理变得复杂起来：

儿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别说，又希望我快说。

我不想说又不得不说，想晚说又想干脆早说。人有时飞快地迎着到一个东西跑过去，其实是为了躲开它。

这是写得很有才气的，两个人的心目中，有同样一件事要做，非做不可，可又不能做，想马上做，又希望推迟做。人物与人物之间内心发生错位，人物自己的感情与理性发生错位，这里往往是小说最为精彩的地方。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更为精彩。父亲在发泄了一通之后，动手要打儿子。

丈夫抡圆了胳膊，呼地拍了过来。我用手臂架住，只觉得半边身子一震，触电般地直麻到指尖。

……

儿子惊恐地愣了刹那，才哇地痛哭了起来……

这是一个情绪和思想的关节点，但还不是要害，不是高潮，相对于高潮来说，这仅仅是一笔伏笔，在结构上是为了和结尾处的高潮对照。

在高潮出现之前，作者放慢了节奏，先是让母子关系缓和，儿子知道母亲喜爱绿色的习惯，为母亲买了绿色的毛线。母亲欣喜之余，又感到怀疑，怀疑钱是偷来的，怀疑之余又让她感到是对儿子的亵渎。终于孩子说出了是向小胖要来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时，那种没有丝毫怯懦的勇敢而感到震惊。在这里，作家发挥了一下：

我的头立刻像蜂巢一样嗡嗡作响。所有的含辛茹苦所有的谆谆教导所有的设计所有的希望，都被这孩子的目光击得粉碎。

母亲为儿子这样的行为感到愤怒，而儿子却无动于衷。于是母亲打了儿子。

从结构上来说，这是一笔对比，父亲打儿子，是因为儿子的不慎给家庭带来了经济损失，为这样的事，打儿子，母亲是要保护的，而儿子因为他们不能原谅自己，就对另一个同学反悔当初的原谅，在母亲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反悔，而是儿子未来的希望的毁灭。

为什么会有这样严重，作者没有直接说明的话语，正像在《黑珍珠》中，最后的钟声，没有正面说明一样。但是，不说明并不意味着没有阐释，相反作者在最后作出相当具体的暗示：

以后，每当门扇被风吹开，又被风缓缓合上的时候，我都以为会有一个胖胖的圆头圆脑的小家伙出现。

小胖却再也没有来。他还了钱，也不要那个破碎的变形金刚了。

那个巨大的大力金刚，被我用胶粘好了。高高大大威威武武，给我家平添了一股富贵奢侈之气。

现在，我们有两个变形金刚了，可惜都不会变形。

儿子也不去动它们。

这一切有着三重象征意义： 1 ．钱赔了，人与人之间，友谊却没有了。 2 ．金刚是粘好了，可是却不会变形了。 3 ．金刚威武，可是孩子为之着迷的兴趣却没有了，也就是精神价值没有了。

成长如蜕，成长并不完全是甜蜜的，相反，有时也是会有痛苦的。关键是，付出痛苦的代价后，能得到精神的高度升华。

（孙绍振）

《新青年》时代的鲁迅

解读或者评价曹聚仁先生的这篇文章，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采取何种讨论的思路是合适的？如果将“讨论”置换为“讲授”，面对中学课堂中求知的青年，又怎么才能在课文与当代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恰当的问题意识呢？

曹聚仁先生这篇文章所处理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往小了说，那就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我们通过学习课文，了解上个世纪初的那段历史，或者再努力点，记住那点常识，就可以了；可是要往大了说，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的问题了，因为他要处理的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为人生”的大问题。从这里入手，我们便可以从历史的幽深迂回之处，重新回到当代社会，重新确定我们看待这个真实世界的坐标。

“一切历史都不过是当代史”。尽管克罗齐的名言不宜毫无节制与庸俗地理解，但是我在阅读曹先生文章的时候，还是想起了最近中国文化界与此相关的热闹事情。这些事情所围绕的一个中心问题正如这篇文章一样，是关乎对 鲁迅先生的历史评价问题的，论辩的各方都急于对 鲁迅先生给出一个“好”或“坏”的评价，从而执著于“颠覆”或者“捍卫”的姿态。但这些浮躁的姿态背后，隐而不彰的却是社会变动中更为真实的推动力量。所谓“《收获》风波”就是其中一例：

最初，《收获》杂志在 2000 年第３期开设了一个“走近鲁迅”的专栏，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和林语堂的《悼鲁迅》。这三篇文章的文风与观点马上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绍兴作协主席朱振国在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中认为，上述三文中，冯骥才是开卷“点穴”，王朔是卖点“抹粪”，而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朱振国的公开信先后在《绍兴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刊登后，《收获》杂志的两位主编肖元敏和程永新分别以《走近鲁迅，用心良苦》《走近鲁迅，何错之有？》为题答记者问。肖的谈话中提到“鲁迅是人不是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看法 曹聚仁先生曾经当面向鲁迅提过。

不过，我想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个对鲁迅的态度，或者简单地用一句“鲁迅是人不是神”消除在这个历史评价问题上的种种真实的异见与矛盾。在这个意义上， 陈漱渝先生 2000 年底在江苏省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所提到的“两点思考”，就值得我们好好重视。 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所谈的两点，一是对历史人物的重塑问题，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的趋利避害问题。

先说说第二个问题。“全球化”这个词儿现在流行得很，无论是将它视为世界潮流还是贬为美国价值的扩散，一个共同的前提是“全球化”构成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最重要的现实。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确实存在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很简单，无论从代际的差异、地域的差异还是性别的差异来看，各种人群之间所接受的文化都是不同的。今天我们不可能粗暴地打断孩子们对青春偶像的幻想，尽管我们会认为这些明星们完全不值得他们如此付出激情；我们也不大可能强迫他们接受我们曾经认同并完全投入其中的精神生活，尽管我们认为那种精神生活是多么值得探索。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而证明这个“多元”的存在便是可以自由地选择。那为什么我们又提出这个选择的问题呢？难道这选择不是一个自由的、随意的、各各不同而又天然如此的领域吗？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还必须用民族国家作为利益争夺和利益配置的单位，“趋利避害”的意思当然就是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而不是简单地、甚至是幼稚地认同某种“全球化”的立场。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更具体一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回到 曹聚仁先生的文章，就是如何重塑历史人物，如何重塑 鲁迅先生以及其他重要的历史人物。“重写”与“重述”意味着新一次的划分、区别、排挤与“提携”。法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话语中充满了权力的争夺，文字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对于历史的描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正是这样的唇枪舌剑的地方。当我们试图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或者希望做到的，自然就不是“获得”某种知识，而是将“知识”本身作为一个对象，对它进行“战术研究”。

下面我将区分关于“鲁迅”的知识的不同层面。

首先我们必须进入的是作为一项“知识”或者一种“历史”的“ 鲁迅先生”。这里的 鲁迅先生，是一个如此纷繁复杂的形象：是写过阿Ｑ的鲁迅，是写过祥林嫂的鲁迅；是骂过陈西滢的鲁迅，是骂过“四条汉子”的鲁迅；是深情悼念刘和珍的鲁迅，也是深情爱上许广平的鲁迅……鲁迅还是那个少年闰土的童年好友，是酒楼上孤独者对饮销愁的寂寞“勇士”，是《呐喊》的作者，是大槐树下抄古碑文的隐士……鲁迅如此多面、如此传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故去的先生。这个鲁迅先生，在他自己的文字里，在以他为主角或者配角的故事里、文字里和影视形象里，我们总觉得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他，理解了他，甚至丰富了他。可是，鲁迅先生故去 70 年了，几乎没有什么人真的见过他，所以我们必须问，我们“感到”的 那个先生真的是他吗？我们所凭借的媒体（书、传说、故事、影视等等）是可靠的、是值得我们无条件信赖的吗？

所以我们马上进入了关于鲁迅“知识”的第二个层面当中。如果说我们上述的内容属于“历史”，那么现在我们所要了解的，将是关于“历史”。借助杰姆逊或者海登·怀特的语言以及他们对于世界与文本之间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说，刚才说到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形象，都不得不带有虚幻的性质，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形象，无一不是借助着文字或者文学的载体才呈现出来的。因此，与其说是我们“感到”了鲁迅，不如说我们“听信”了“叙述”。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来看曹聚仁先生的文章。 曹先生写的关 于鲁迅先生的传记，记录史事、评价史事，有其独到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文章不是单篇，而是编辑从曹聚仁的《鲁迅评传》里辑出的一段，重新加标题，使之独立成章。此书最早在香港出版，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6 年印行。这篇辑出的文章很有代表性，体现了全书的气质。曹聚仁本着把鲁迅写成“人”而不是写成“神”的精神，并把它提到了原则高度来把握。所以，曹聚仁对于鲁迅的“传”和“评”都显得“真实和公允”。以曹聚仁和鲁迅的交往经历，以及曹氏作为当年的文化界的参与者的身份来看，曹对于材料的选取和运用很平实，也很有说服力。当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新青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提倡白话文，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鲁迅和《新青年》也不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合作关系，他甚至在刚看到《新青年》的时候不以为然；当然，我们也可以证实一些我们已经知道也许并不确定的知识，比如“鲁迅”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更重要的，也许也是编者有意希望提醒学生们注意的，恐怕还是曹聚仁对于“鲁迅”作为“人”这一面的强调。

这当然很有道理。他要对抗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所谓“一度将鲁迅神化”的倾向。是的，当我们质疑一种真理，并将之还原为谬误的时候，另一种谬误却在我们身后竖起了真理的大旗，世事无不如此。当我们对从前将鲁迅刻意突出的作法感到厌倦与不满的时候，我们借助着“真实”和“人”的语言来完成我们的质疑，可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些所谓的“真实”与“人”的理由同样是那么不充分和不地道。我们似乎忽然“记”得我们应该寻找真实的所在，然而却“忘记”了历史中，任一块“煤”的形成，所经过的千年万载也许在“话语”“故事”的领域中只需要弹指间便倏忽散去，那我们依稀可盼的“真实”又将何在呢？

所以我们重新估计“ 鲁迅先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我们的“重估”。曹聚仁的文章乃至全书都是很有价值的，但他看人看事也“离得过近，不能从宏观的历史发展中审视鲁迅的价值，因而有时在局部事实上可能是真切的，从历史全景中看，就失之偏颇了”。

在第二层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历史会有不同的记忆与叙述，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知识”层面，进入了对于历史进行“叙述”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讲述者，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中国，这个民族——中华民族，我们如何确定自身的文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学习如何确定我们的“未来”。

学习曹聚仁的文章，发人思考的问题最终却落在这个也许远离曹聚仁观点的地方。我想尼采也许会这么说：看，这是一个“误入我们时代的古希腊人”，而不是一本“会走路的百科全书”。

“德尔斐的神在你开始漂泊时就向你喊出了他的启示：‘了解你自己。’”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让我们去做一个哪怕是误入时代的“古希腊人”，让我们充满了理想、有睿智的头脑和伟大的力量。

（杨 凯）

苏格拉底之死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屈指可数的思想巨子，他们的精神有着无法估量的魔力，不仅影响着一个或者数个学科的历史发展，而且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阅读《苏格拉底之死》，我们格外幸运地同时亲近了这类思想巨子中的两位——该文的作者柏拉图及其笔下的人物苏格拉底。

柏拉图于公元前 427年５月７日出生在雅典的一个名门贵族之家。本名“阿里斯多克勒”（意为高贵典雅或最好又最有名的人），后因其体格容貌的特征被人称为“柏拉图”（意为肩膀宽阔或额头宽阔）。青少年时代，柏拉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博学多才著称于雅典。 20 岁拜苏格拉底为师，在老师身边学习了 8 年。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离开雅典，在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等地游历了 12 年。公元前 387 年返回雅典后开办了举世闻名的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阿卡德米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性质的综合学校，前后存在了 916 年（学园于公元 529 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培养了亚里士多德等对人类文明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最重要的有《申辩篇》、《克里托篇》、《美诺篇》、《国家篇》（又译为《理想国》）、《斐多》、《会饮篇》、《斐德罗篇》、《巴门尼德篇》、《蒂迈欧篇》等对话录。

柏拉图终生敬 仰的 老师苏格拉底更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名字涵盖了整部古希腊哲学史。他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流派被统称为“前苏格拉底派”，他之后的被分为“大苏格拉底派”和“小苏格拉底派”。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和宝库。因此，有学者认为：全部希腊哲学史，乃至欧洲哲学史都是由苏格拉底决定和左右的，“整个西方文化都是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的遗产”。然而，考察起来，这位统御哲学世界和西方文化的人物竟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成果主要记载在他的两个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色诺芬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但是，在西方文化史上，其地位和影响无法与柏拉图比肩。柏拉图的对话录被誉为哲学和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除了最后创作的《法律篇》，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录都出现了苏格拉底的身影，而且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大多数对话录的引导者和主角。可以说，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主要活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要区分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十分困难的。要区分苏格拉底的思想与柏拉图的思想同样是十分困难的。

苏格拉底的巨大声誉与他震撼历史的死亡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前 399 年 4 月的一天，由 501位普通公民组成的雅典法庭以“创立新神，不信旧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翌日，恰逢城邦举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暂缓处决死囚，于是，苏格拉底被投入监狱。其间，他每天都和前来陪伴的朋友、学生探讨哲学问题，直到约一个月后从容就义。柏拉图有４篇对话录涉及苏格拉底的受审、囚禁和死亡：《游叙弗伦》描述了苏格拉底即将上法庭时，在王宫前廊与游叙弗伦的对话；《申辩篇》记录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克里托篇》记载了苏格拉底临死前 3 天就是否应该越狱的问题与朋友克里托（即克里）的对话；《斐多》描述了苏格拉底死亡之日的思想和行动。

《苏格拉底之死》为《斐多》的节选。文章开门见山，第一句便点出了主旨：“修养道德、寻求智慧。”以我们今天的眼光，这八个字涉及了道德和智慧（知识）两大范畴。但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道德与智慧（知识）却是同一的。在希腊文中，哲学（philosophia）一词的本义为“爱智慧”。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智慧”有不同的理解。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学派”也常常被称为“自然哲学派”。因为那些哲学家研究的重心是自然（即宇宙万物）的本质。而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怎样做一个德性崇高的好人。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命题为：“美德就是知识”。他所谓的“知识”，不是关于外部事物的规律，而是内在的道德知识。该文第二自然段提到德性崇高之人“一辈子不理会肉体的享乐和装饰，认为都是身外的事物，对自己有害无益；他一心追求知识；他的灵魂不用装饰，只由自身修炼，就点缀着自制、公正、勇敢、自由、真实等种种美德”。这里，作者实际上点明了值得人们“一心追求”的“知识”就是“自制、公正、勇敢、自由、真实等种种美德”。苏格拉底把美德 ( 善 ) 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美德 ( 善 ) 是最高的主宰、最高的目标；是创造的本源、规范的本源，是照亮万物的光。“财富不会带来美德（善），但是美德（善）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既有个人的幸福，又有国家的幸福。”因此，最根本的知识就是关于美德的知识。

至于何谓“美德”，美德范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为一篇哲学对话录，《苏格拉底之死》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这不是作家的疏漏。苏格拉底反复申明他一无所知，他本人不知道也从未见过有谁知道美德究竟是什么。他所能做的是永不停息地与人们探讨美德。他是那个时代声誉最 高的 老师，有众多追随左右无比敬仰他的弟子。但是他 从不以 老师自居，从不提供问题的答案。该文第二段第一句：“当然，一个稍有头脑的人，决不会把我所形容的都当真”，就一如既往地申明了他的态度，强调了他并不肯定自己所说的完全正确，更不代表绝对真理。他不断地提出问题，诘难人们，努力帮助人们打开心扉，让人们自知无知，反省人生，重视自我的道德修养。该文第四自然段，在回答克里有何临终“嘱咐”的询问时，苏格拉底强调要与他“经常说的那些话”相一致，他惟一的“嘱咐”就是“只要你们照管好自己”。联系上下文和苏格拉底的一贯思想，这里，“照管好自己”就是指照管好自己的灵魂。在他看来，美德不仅是最根本的知识，而且是最具体的日常伦理实践；追求美德首先就是实践美德；人生的最高任务和头等大事，不是照管身体和财富，而是“照管好自己”的灵魂。他的哲学因此被视为一种“自我照看的伦理”（福柯语）。

在这里，作者以形象的审美观照取代抽象的理论思辨，寓深奥的哲理于鲜明具体的文学形象之中，用文学家的生花妙笔记述了苏格拉底在死亡之日“照管好自己”的伦理实践，进一步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在柏拉图笔下，身处死亡逆境的苏格拉底就是美德的化身。

面对死亡，苏格拉底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探讨和追求真理。多年来，他像一只“牛虻”一样，“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指责人们不应该沉醉于肉欲享受和实际利益，而应该注重灵魂的完善。他的敌人就是因为容不得这只“牛虻”的“叮咬”才以宣扬异教、毒害青年的罪名将他告上法庭的。从法庭审判的过程来看，多数审判者也不是非处死苏格拉底不可，只是想要他表示悔过并从此闭嘴。作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洞悉多数审判者的意愿，清楚自己怎样才能逃避死亡。但是，他认为，“在法庭上，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当把智慧用在设法逃避死亡上。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因此，他不仅没有屈从，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法庭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慷慨激昂地宣传他的学说，以致激怒了多数审判者。在死亡之日，他仍然泰然自若地与朋友、学生论证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以及生死的终极问题，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肉体的需要，包括个人死后尸首的处理都是无须理会的小事，只有灵魂和精神才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在于“尽力修养道德、寻求智慧”，“照管好自己”的灵魂。在关注困扰着全人类的重大哲学命题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实践美德，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哪怕是十分细小的责任：喝毒药之前镇定自若地洗了澡，以免麻烦别人来清洗自己的遗体；给妻儿留下遗言后让他们离开，以免他们过于悲伤并在此哭号；最后还不忘交代友人为他“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

面对死亡，苏格拉底仍然在坚定不移地维护着公正。三天前，同龄挚友克里来到牢房劝他为了朋友和年幼的儿子保全性命，逃离死刑。国内外的朋友们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他点头同意，随时可以逃出牢房，到国外开始新的生活。然而，苏格拉底回答：“不要考虑你的子女、生命或其他东西胜过考虑什么是公正。”法律是公正的基础和保证。逃监行动实质上表明你不承认法律的效力，实质上是在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摧毁法律和整个国家”。尽管眼下国家和法律错判了他的死刑，他也不能反叛国家和法律。因为，“人在任何处境下都一定不能作恶……即使受到恶待也一定不能作恶”，“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活得高尚、活得正当”。苏格拉底拒绝逃监，他宁可承受不公正，也不肯犯下不公正之罪。因此，即使在死亡之日，对于自己的冤案，苏格拉底也没有一句抱怨之词，更没有迁怒于执法者。文章第七自然段借行刑者——“牢狱的监守”之口告诉读者，每当他奉命叫死刑犯喝毒药时，这些人无不凶他骂他。只有苏格拉底“明白谁是有过错的”，不生他的气，始终公正地和善地对待他。他称赞苏格拉底是“监狱里最高尚、最温和、最善良的人”。传达上司命令之后，这位以执行死刑为天职的监守竟然忍不住为苏格拉底即将受死而失声痛哭。除了监守的哭，《苏格拉底之死》还在第十自然段写了“我们”——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的哭。苏格拉底斥责“我们”的哭泣“真没道理”“这等荒谬”；而对于监守，苏格拉底的评价是：“他是个最好的人，他这会儿为我痛哭流泪多可贵啊！”为什么对于同样的哭泣行为，苏格拉底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眼泪里，苏格拉底看到的主要是情感的力量，是人对于肉体生命的本能留恋，他要求“我们”以哲学家的理性来勇敢地对待死亡。而在监守的哭声中，苏格拉底听到的主要是理性和公正的力量，他赢得了监守对公正原则的认同。

面对死亡，苏格拉底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人的尊严、高贵与勇敢。没有愤世嫉俗的怒号和怨尤，更没有自爱自怜的倾诉与悲鸣，苏格拉底以哲学家的博大胸怀和深邃理性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厄运。别的死囚“听到命令之后，还要吃吃喝喝，和亲爱的人相聚取乐，磨蹭一会儿”才喝那毒药。而苏格拉底觉得这种贪恋肉体生命的做法十分可笑，他不肯拖延时间，而是勇敢坚定地迎接死亡：接过装着毒药的杯子，“非常安详，手也不抖，脸色也不变”，“高高兴兴、平平静静地”喝下毒药，然后一丝不苟地按照掌管毒药人的要求安安静静地行走、安安静静地躺下……

苏格拉底“在安静中死去”。他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击败了生命本能，超越了与生俱来的死亡恐惧，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进入了一种崇高境界。这“安静”中迸发出震撼西方文化史的惊雷，也迸发出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心灵的惊雷。而他的天才学生、本文的作者柏拉图，通过描写他的“安静”之死，塑造出“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圣人形象，生动而圆满地演绎了“修养道德、寻求智慧”的主旨。

（张唯嘉）

箱子岩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 20 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 20 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水之于沈从文，有如血液之于一个人的生命。离开沅水或许便不会有一个被世人称作小说家的沈从文——准确地说，起码就不会有我们现在要谈论的写《箱子岩》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和灵感都得自这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他说：“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

此时，他又实实在在地回到水边，面对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那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那“历史”，不是官方史书典籍的刻板记载，在沈从文的眼里，那“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因此，他的用意在于从民间的视角与立场，以一个精神和人格都绝对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打量这片土地的过去，从活生生的当下出发，在实现对历史的想象与整合的同时，以此为出发点去思索未来，这是沈从文格外感兴趣的一项崇高而又功德无量的事业。

“这条河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他相信“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所以，只有在这条承载着世世代代湘西儿女的哀乐悲欢、长达千里的沅水中，才能发现真正的湘西。那个位于沅水中段特别著名的悬崖——箱子岩，其实就是作家寻觅历史踪迹、思索未来的一个支点，也是“回忆”借以展开的一个“由头”。

沅水中段神奇神秘的箱子岩，“是一列五色斑驳的石壁，长约三四里，同属石灰岩性质。石壁临江一面崭削如割切”，“最引人注意处还是那半空中石壁罅穴处悬空的赭色巨大木柜。上不沾天，下不及泉”，它引起人们的许多猜测，“这是真的原人住居遗迹，还是古代蛮人寄存骨殖的木柜，不得而知”，一般读者也无需在此花费过多的脑力。重要的是，作者借此把湘西的历史与现实紧紧联结在一起，并由此苦苦追索湘西的未来和走向。

湘西物华天宝，女人秀美聪明，如翠翠、夭夭、三三，都是那样惹人怜爱；男人豪侠重义，怀着庄严与神圣，“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而世俗的认识却是，这里“地险人蛮”，“地脊人贫”；“老年多顽固堕落，青年多虚浮繁华”。每次想到这种“自卑自弃”的心理，作者就为一种无法明言细说的哀戚与隐忧层层笼罩，陷入深深的抑郁、忧伤与悲悯之中。“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然而，这里的儿女“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无论曾经轮回上演过多少“争夺”“杀戮”、“留发”“剪发”的改朝换代的把戏，死的因此死去，活的依然过着一种很简单很古老的生活。世世代代的湘西儿女，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似乎与社会的变动、时间的流逝不发生一点关联，只是“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同水鸟”，“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享受着四时八节的自然节律。

你似乎感觉到这些人的麻木与可怜，然而又不全是，“这里是一群会寻快乐的正直善良乡下人”，“这些人每到大端阳时节，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那时看到的是“全船坐满了青年桨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枝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的热闹情景，船上的全身心地奋力划桨，两岸看船的则大声呐喊助兴，那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一派声音，那一种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也就在这块似乎与世隔绝“无人知道”的神秘所在，“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他们生活与生命的存在方式似乎永远一成不变，永远作着一种简单的重复与循环，这就逐渐逼近了沈从文创作中一个深刻而重要的命题，即生命的“恒”与“常”。

作者所以“忧郁起来了”，既是因为这不变的“恒”与“常”，也是因为“动”与“变”。社会的新陈代谢，人事今昔情形不同已很多，一些值得永远珍视、值得世代流传的，没有保全下来，反因时移事迁失落了，衰亡了。某些恶劣的灵魂毒素却在一点一点地生长蔓延，腐蚀着这些“乡下人”“纯美”“圣洁”的身心，糟蹋了他们极美丽的性灵。那位跛脚什长，作者称之为“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即是一个典型。他“用什长名义受同乡恭维，又用伤兵名义做点特别生意”的行为本身，已经让作者锐敏地感觉到，偏处一隅的湘西，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已经不再是一块净土，已被染上永远无法荡涤的污秽。何况跛脚什长的“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更何况，跛脚什长赚了钱再到桃源县后江玩花姑娘呢！这行为所蕴涵的意味，绝不同于沅江上的水手与吊脚楼女子之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的那份痴情，作者不免因此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戚与忧伤。

沈从文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的悲痛也忽略了。”《箱子岩》平实的叙事，直抒己意的历史缅想，需要读者格外留意去把捉文字背后的隐忧、悲痛。那方土地上的那些人，达观、乐天、安分，作者尽管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评判，将自己的价值追求昭示于人，但读者还是不难发现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的取舍。在“人是如何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的一声喟叹里，既有一种禅意的超脱、达观，也有对自轻自贱的警世。作者的思索路径因此转向民族性格的重铸与民族文化的重构。寻思“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作者把问题摆到读者面前，但并不给出答案，而且作者的用意恐怕也不是要为读者给出一份明确的答案，而更注重于展示丰富多样的人生境遇，激发读者某种思考的热情与兴趣。箱子岩前，作者面对湘西的言说，也是对中华大地的悲悯，他的湘西之问，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叩问，那满溢胸间的是文本背后深藏着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种族存亡断续的危机意识。作者没有慷慨悲歌，而其博大浩淼，对人类充满关爱的情愫，呼唤民族理性精神重建的追思，则具有终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体会沈从文“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的总主题。

沈从文的作品文意朦胧多义，情思飘忽迷离。他对笔下的人、事、景、物，不作单纯的判断，读者只有反复品味，文本复杂丰富的意蕴和作者的悲悯情怀才能被很好地发掘出来。

本文选自《湘行散记》，最初发表在 1935 年 4 月出版的《水星》杂志上，原题为“湘行散记——箱子岩”，是一篇游记性散文。

1934 年 1 月初，沈从文接到家里来信，说母亲病重，或许将不久于人世，母亲很想见他一面，要他赶紧回去，迟了，只怕没有见面的机会。沈从文得到消息后，将手头的事情稍做安排，就急匆匆地独自踏上了回乡的征程。出发前，他对夫人张兆和许诺，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无论人物、景物、事物，都写下来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她。从故乡回来后，作者根据那些书信，以“湘行散记”为总题，陆续写成 12 篇散文在刊物上发表，后来又整理编成《湘行散记》一书出版。那些书信后来也整理出版了，书名就叫“湘行书简”。

《湘行散记》各篇都是相对独立，可以单独成篇，全书整体上又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全书文笔优美、生动、感人，人、物、情、景、事，古今与未来，滚动交织融成一片，浸透着作家发自内心的乡土悲悯情怀。湘西居民古朴原始的生活与生命形式固然使人倾心神往，未来湘西的何去何从又让作者困惑迷茫，成为深藏于作者胸间的锥心透骨的痛。因而，本书的思想内容和情感意绪便显得十分复杂。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湘行散记》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越来越凸现出来，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如今，该书已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杰出典范，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

沈从文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原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地方武装部队做过几年文书，后经人指引从偏僻封闭的崇山峻岭到了北京，最终走向了世界，成为 20 世纪中国能够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文学大师之一。他的故乡湖南凤凰县是一个使人神往倾心的美丽地方，湘鄂川黔四省在此相交，汉族、苗族、土家族在此杂居。这片神奇的土地弥漫着荆楚文化神秘浪漫的气氛，奇异怪诞的民风民俗、淳朴率真的人情、似真若幻的历史传说，极大地刺激着人的想象，也成就了一批著名人物，除沈从文外，黄永玉、熊希龄等也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人们对沈从文曾经有过多大偏见、多少误解，历史已经证明，沈从文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以自己超群卓绝的艺术禀赋，建构起的独特的文学世界，不仅是中国文学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引人瞩目的一朵奇葩。

（巫小黎）

跑警报

汪曾祺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作家，而且是经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创作课“教”出来的作家。汪曾祺 1920 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多才多艺，金石书画皆通。汪曾祺小时候常看父亲作画，对他日后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 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去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这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府里，师从沈从文，学习了《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三门课，对文学创作有了浓厚兴趣。沈从文很赏识他的写作才华，曾给他的课堂习作以 120 分的出格成绩。在学习期间，汪曾祺创办了校内刊物《文聚》，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解放前，他的创作并无太大影响，只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值得一提的是，在该集中，他较早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比如《复仇》中复仇人的心理活动，由蜜到花，到和尚，到白发，到母亲，到小货郎的鼓等等，通篇都是意识的流动，技艺娴熟，毫无生搬硬套之嫌。这篇小说创作于 1944 年，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只得由沈从文推荐在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刊载。

解放后，汪曾祺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下属的《北京文艺》和中国文联下属的《民间文学》杂志工作，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有较多交往。

1958 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2 年底，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正是在此期间，他的命运有了重大转变。 1963 年，根据江青的指示，北京京剧团成立了创作班子，对沪剧《芦荡火种》进行改编，汪曾祺是四个创作成员之一。在进行彩排时，江青认为词写得不错，问起词作者，才知道是汪曾祺。词中有一句“人一走，茶就凉”，广为流传，据说周恩来在一次布置工作时还引用了这一句。 1964 年夏天，北京举行规模宏大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芦荡火种》演出成功，受到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亲自观看了演出，并建议改名为《沙家浜》。由于改编京剧成功，汪曾祺的右派帽子被提前摘掉。但也由于给江青改编京剧，“文革”结束后，他又二次受到审查，真是祸福相倚，起伏不定。这十几年，他完全陷入政治历史之手的摆弄之中。

汪曾祺真正以小说确立其在当代文坛上的位置，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 1980 年，他的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 10 月号发表，立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震动。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仍然浓厚的历史条件下，力主发表这篇小说的主编李清泉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受戒》标志着这位老一辈作家的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重操旧业”。此后，汪曾祺老树频发新芽，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他连续发表了《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代表性小说，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评论。《受戒》和《大淖记事》连获 1980 年度和 1981 年度“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另获 1981 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小说大都以高邮的旧时生活为背景，用抒情的笔调，以回忆童年为视角，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民间审美立场洋溢其间。在新时期的小说中，汪曾祺以他独特的语言和人物世界，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

汪曾祺作品集的插页中，经常出现一幅老眼上看、白眉皱纹大脑袋的照片，给人慈眉善目之感，迥异于鲁迅冷对千夫的横眉。再看他的作品，更觉像一位老邻居，整天在纸烟的雾中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一面，他还有很个性的一面。据汪曾祺的领导——原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汪“才气逼人”，“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他曾经自己说，“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他的这种个性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观念上。比如，他认为小说的语言就是内容。 1987 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取笑那种“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的说法，认为这就像说“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他坚持认为“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从来不写长篇，最长的小说一万七千字，最短的如《虐猫》，仅六百字。他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很独特，只信服三个人：鲁迅、沈从文、孙犁。外国作家，他不欣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而“终生膜拜”一个叫阿索林的作家，为此还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这篇文章本身也很古怪，六百来字，没有作深入分析，只认为阿索林对塞万提斯的看法独特。这让人觉得这是他喜欢阿索林的唯一原因。

可能正是缘于一种独特吧，汪曾祺的作品总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成分。《跑警报》便是一篇奇文。最先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有点不知所云，看了后，才知道是关于抗日战争中躲避日机空袭的。正如文中所言，“逃警报”或“躲警报”“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往下，就介绍了“跑警报”中西南联大师生的各种轶事奇闻：有用第六感觉先行预告警报的，有利用警报作小食品买卖的，有忙里偷闲谈恋爱的，更有运用逻辑学推理捡到金戒指的！最为叫绝的是不跑警报的两个同学，姓罗的女生，用锅炉房的热水敞开来洗头；姓郑的男生，竟能在隆隆的炸弹声中不动声色地煮他的冰糖莲子！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真令人景仰。两副对联的引用更是锦上添花：“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用数学名词的双关效果来描述空袭下的爱情，既浪漫又睿智，而“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以即兴的诗意来调侃轰炸的恐怖，简直是妙笔生花，把汉语和革命英雄主义运用到了极限。《跑警报》简直就成了联大师生与日机游击式的快乐周旋。

但也有一点疑问：为什么汪曾祺的空袭非但不恐怖，反而很有诗意，像在给我们这些和平时代的人做空袭生活的宣传广告？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空袭是相当恐怖的。 1940 年 10 月 13 日 这一天，“炸弹爆炸的声音比任何一天都刺耳，白泥山被震得一耸一耸，树上的落叶纷纷雨点般落地，突然有人惊叫：‘学校中弹了！’”给校长看办公室的老校工尹师傅被炸死，校长办公室被毁。为了保命，绝大部分人不得不跑。三位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校长要跑，“梅贻琦、蒋梦麟都选择跑，张伯苓虽然年迈体胖，能跑的时候也绝不留下”；残腿的华罗庚总跑在最后；费孝通的家在妻子临产时被炸，他不得不背着妻子四处到农民家中求助。在汪曾祺这里则不同。单从文字上，我们也看不到一点恐怖的影子。比如写郊外马尾松那一段：“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字里行间不像在躲避空袭，反而像在谈恋爱，一种悠然自得、见物生情、世界多美好的感觉。《跑警报》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相似，经过回忆的过滤，把残酷的生活写得温情脉脉，把恐怖搞成了狂欢，与 40 年代众多的“见机而作”的国防文学相比，与那些愤怒的声讨和悲痛的呼喊相比，它充满了轻松愉快和浪漫情致。

对空袭的恐怖有如此诗意的感受和描绘，不能不说与他的生活经验有关。汪曾祺对昆明生活一直有美好的印象。一是在那里经历了青春时光和消闲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当时颇有才气，按他儿子汪朗的说法，“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还有一个女生和他的关系相当密切”，尽管有情人最终没成眷属。同时，他是当时学生中“泡茶馆”的能手，有《泡茶馆》一文专写此事，说他有一门哲学课的考试卷就是在茶馆里答好再交上去的，还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二是在学业上遇到了沈从文这样的知遇者，正是在沈的指引和影响下，汪曾祺踏上了终其一生的文学道路。昆明既可以看作汪曾祺人生道路的一个美好起点，又可以看作他人生理想的一个归宿。据统计，汪曾祺的全部作品中，有关昆明的小说 9 篇、散文 12 篇（包括《跑警报》）。在后来的《翠湖心影》《昆明的雨》等文章中，对昆明早年生活的回忆，美好和舒适的感觉跃然纸上。作为一个普通人，长久地在内心中存留这种美好的人生回忆是自然而然的。

在性格上，《跑警报》所演绎的那种中国平民惯有的“不在乎”态度，及它所散发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样符合汪曾祺本人的性格。他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对生活却始终充满一种乐观主义的平民化生活态度。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对民间审美观念的认同，使他从民间吸取了这种“不在乎”的营养，使他能从复杂的时事中解脱出来。正是那些日常琐事和普通人情，激发了创作的热情与灵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凡的人性美，成为汪曾祺作品最突出的特点。《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和陆鸭，《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故里三陈……一个个都活脱脱，仿佛是身边人物。《跑警报》中的人物同样具有这些角色的影子。

在经历了 2003 年的非典恐慌之后，再来看《跑警报》中的西南联大师生，不能不生敬佩与仰慕。在那硝烟弥漫、大敌当空的时代，中国人能处惊不变，镇定自若，甚至“恐中作乐”，真是羡煞我辈。

讲述战争年代的非常历史，发掘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意，宣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总结中国人“不在乎”的民族心理，无论哪一方面，《跑警报》都是令人叹服的。

（师 力）

巩乃斯的马

关于十年“文革”的叙述，是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后的一个热点，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抗抗的《弦上的梦》、北岛的《回答》、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巴金的《随想录》……作家们痛定思痛，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控诉批判这场给国家、民族和个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周涛创作于 1984 年的《巩乃斯的马》呈现的也正是个人关于“文革”岁月的记忆和感受。

作者在篇名中强调了“巩乃斯”，这样一个音译而来的地名本身就让人心生遥想，与“冈底斯”“香格里拉”等地名一样，它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读者的思绪离开日常的、熟悉的、平庸的、重复的、单调的空间，到达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作品的开篇，作者着意渲染的就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地域色彩，他叙述了自己的第一个记忆——一个心情郁闷的冬夜，他和“长着古希腊人脸型”的同伴放马驰骋于巩乃斯河畔，在奔跑中得到了情感的莫大宣泄。“随着马的奔驰、起伏、跳跃和喘息，我们的心情变得开朗、舒展，压抑消失，豪兴顿起。在空旷的雪野上打着唿哨乱喊，在颠簸的马背上感受自由的亲切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是何等的痛快舒畅啊！我们高兴得大笑，笑得从马背上栽下来，躺在深雪里还是止不住地狂笑，直到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这样的叙述，表现了作者远离尘嚣、远离凡俗的努力，边陲、草原、骏马、夜奔，甚至于长得像外国人的同伴，这些元素，无疑帮助作者实现了他的乌托邦想象。

但是，真实的巩乃斯，并不是世外桃源，并不是化外之邦，而是现实社会的底层和边缘。虽然在马背上的驰骋让作者感到了片刻的逍遥，但他并没有陷入鸵鸟式的自欺欺人的状态，没有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来应付生活。他清楚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在承受这一切苦难的同时，他更在自觉、努力地思考和寻找苦难的根源，这正是作者的可贵之处。作者明确地把个人的精神苦闷归因于政治高压，叙述了个体生命被时代浪潮裹挟的无奈。

1970 年，作者之所以会来到巩乃斯草原，是因为要到这里的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所谓“再教育”，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 年 12 月 22 日 ，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 1600 多万人，一代人的青春被集体荒废，作者也身在此列。来到巩乃斯的作者“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丑恶、冰凉的生活实体，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像潮闷险恶的黑云一样压在头顶上，使人压抑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打击我对生活的热爱，精神上的压抑却有可能摧毁我的信念”。作者还写道：“在巩乃斯草原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我与世隔绝，生活单调；人与人互相警惕，惟恐失一言而遭灭顶之祸，心灵寂寞。”这些文字，虽然是回忆性的追叙，但是仍可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在“文革”时期，政治运动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宝贵的信任，人人自危，动辄得咎，这是对一个不应该忘却的年代的真实记录。当然，作者的这些叙述其实是抽象的，并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细节。也许是因为散文这种体裁常常是对作者个人生活的展示，甚至涉及隐私，所以作者回避细节，是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自我保护；更大的可能也许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他在“文革”时期的生活是同时代的人们都一样面对和经历过的，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

既以“巩乃斯的马”为题，对马的相关叙述自然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唯独在开篇骑马的一段叙述中，作者写的是两匹马，在这之后，他所描写的，其实都是巩乃斯的马群。作者自己也说“我喜欢看一群马”。作者叙述焦点的转移，说明了他在内心深处并不逃避现实。对马的群体生活图景的关注，其实就是对社会、对自我生存环境的关注。“文革”时期，正常的社会生活被政治运动严重异化，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压抑和痛苦。作者描述的是马群的生存状况，而寄托的却是对社会的批判和期望。因为人与马的相似之处就是集体生活，“礼失求诸野”，马的群居方式，马群所遵循的大自然的生存法则，给予作者莫大的启示，既给他以激励和鼓舞，也触动了他的内心世界，促使他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考。

作者的思考直接指向了对社会正常秩序的期待。“文革”时期，在革命的名义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都被粗暴地干涉和控制，作者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深感痛苦，虽然他还无法确切地把握和表述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如此异样和疯狂，但是，通过马群与人群生存状态的比较，他得到了许多启发。他发现，马群中获得首领地位的公马不同凡响，它强壮、漂亮，通过激烈公平的竞争才获得首领地位，统帅保护着马群。对自然界的这种生存竞争机制，作者不胜向往：“马的首领地位是由强者在竞争中确立的。任何一匹马都可以争群，通过追逐、厮咬、拼斗，使最强的马成为公认的首领。为了保证这群马的品种不至于退化，就不能搞‘指定’，也不能看谁和种公马的关系好，也不能凭血缘关系接班。”这番议论，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达的是对现实社会的种种非正常现象的愤懑和抨击。作者虽然并没有以骏马自比，但读者却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遭逢的不公；作品谈的虽然只是马群中如何选出首领，但通过运用当时的一些流行词汇如“指定”“关系”“血缘”“接班”等，马群所呈现的坦荡、自在、公平，与人的世界中的扭曲、丑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讽。

最让作者赞叹不已的是马群在暴风雨中的表现。暴风雨这个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几乎已经约定俗成地用来代表逆境。但《巩乃斯的马》并没有落入人云亦云的窠臼，原因在于暴风雨已经退为衬托，而马群成为主体，显示出勇敢和强健。作者写道，草原上的暴雨，“来势之快，可以使悠然在晴空盘旋的孤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雨脚之猛，竟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一瞬间打得烟尘滚滚”。而正是马群，毋庸置疑地成为大草原上位一的能与暴风雨抗争的英雄：

就在那场短暂暴雨的击打下，我见到了最壮阔的马群奔跑的场面。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的马都被赶到这儿来了，好家伙，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低沉的怒雷恐吓着，被刺进大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马，这不肯安分的生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来，山洪奔泻似的在这原野上汇聚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扩展，成为一片喧叫、纷乱、快速移动的集团冲锋场面！争先恐后，前呼后应，披头散发，淋漓尽致！有的疯狂地向前奔驰，像一队尖兵，要去踏住那闪电；有的来回奔跑，忙乱得像临危不惧、收拾残局的大将；马驹紧紧尾随着母马认真而紧张地跑，不再顽皮、撒欢，一下子变得老练了许多……

在作者的笔下，马群之中无论大小，个个皆为勇者，虽然暴风雨不期而至，它们却都能勇敢地共同应对。这样的景象，给了作者极大的激励：“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发愣、发痴、发呆。我见到了，见过了，这世间罕见的奇景，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这古战场的再现，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我把这几分钟里见到的记在脑子里，相信，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古罗马的凯撒大帝曾有“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的名言，尽显英雄豪气；而作者的这句“我见到了，见过了”，是受大自然之惠，因精神世界得到洗礼和启示而发出的衷心赞美，虽然文字极为朴素，却能让人体会到大自然令人折服的壮美气象。

马，自古以来就深为中国文人钟爱，在某种程度上，马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图腾，不同时代人们对马的不同理解，折射出不同的精神追求。如韩愈在《马说》中表达的是怀才不遇的悲慨，是对传统的“士不遇”主题的再度抒写；龚自珍的名句“万马齐喑究可哀”表达的是身处末世的有识之士对人才的渴求，隐隐反映出清王朝不可挽回的颓势；而在《巩乃斯的马》中，作者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哦，巩乃斯的马，给了我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凡是那时被取消的，你都重新又给予了我！”作者着重表现的是马作为群体而展示的优点：坦荡、公平、勇敢、有序，而马群的这些优点，正是当时的人群、当时的社会所严重缺失的。

总之，虽然周涛的《巩乃斯的马》写于 1984 年，我们却仍旧愿意把它看成“文革”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份档案记录，它记载了当时底层社会的忧郁、激愤、抗争，体现出民间一种在沉默中悄然增长的力量。当然，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民族似乎一贯长于批判，而不长于自省。“文革”这个时代悲剧的发生，有着复杂的综合的因素，但是悲剧过后，人人似乎都只是受害者，都昂着头控诉，却鲜有忏悔，鲜有对自我的审视，《巩乃斯的马》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同样具有精神档案的价值。

（林怀宇）